余胜海：国企改革的破冰之旅

        对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。从深陷计划经济僵化泥潭，到几乎遭遇全面亏损；从三年攻坚脱困，再到深化改革做大做强，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化。
迈出艰难第一步
        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，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。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，能否成功关系国家命运，关系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。
        政企不分、政资不分、多头管理，社会负担重，历史包袱多、企业冗员严重……这些长期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困难，是国企改革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难题。
        1978年，日本《读卖新闻》的记者在重庆炼钢厂惊讶地发现：一台140年前英国造的机器竟然还在使用。
        当时，中国所有的企业清一色都是公有制，私营经济几近空白，全国只有15万个修车、补鞋的个体工商户。长期统包统销导致国企“缺乏生气，效率极为低下”。中国的国企改革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下迈出了第一步。
        1986年，一幅著名的新闻照片《倒闭后的滋味》引起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，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公有制企业，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一夜之间闻名全国。
        只有100多名工人、负债42万的沈阳防爆器械厂的破产，做出了这样的宣告：公有制企业同样可以有生有死，这对当时许多国有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震动。从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、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在艰难而稳步地推进。
        1991年，山东诸城还是一个入不敷出的贫困县。
        “满城尽是亏损户”是当时诸城的真实写照。而这些国企亏损的主要原因，就是产权不明晰。1992年，在全国对姓资姓社还有争议的时候，诸城对全市272家企业以职工入股等形式进行了股份制改革，诸城云母加工厂就是其中的一家。
        一年后，这家企业就有了30万元的利润，三年后，诸城改制企业全部扭亏。当时已升任诸城市委书记的陈光，因这场大规模的国企产权改革而被大家起了外号——陈卖光。
        当年，山东诸城的小企业改制被总结为“诸城经验”，国企改革的主题也从1978年以来以机制改革为主让位于全新的以产权改革为主。随后，中国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改革方案。
        从2002年开始，中国的国有企业以每年8千多户的速度退出，到2007年，国有企业户数从近16万户减少到了11万户，但当年上缴的税金却占到全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，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有进有退的改革中进一步增强。
        沈阳机床集团，中国机床行业的龙头，2008年，这家国有骨干企业将以销售收入120亿的骄人业绩迈进世界机床行业的前七名。
        去年才来到沈阳机床营销部的技术员韩诗典，因为设计了鸟巢镂空体，获得了企业五万元的现金奖励。对于这样的奖励，周围的同事和他都认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        强烈的竞争意识，现在已经成为国企员工一个普遍的心理状态，而为了这样的一种状态，三十年来，国有企业实施一系列的改革，初步建立了“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的现代企业制度。

 承包经营责任制
        放权让利、利改税、两权分离，抓大放小、股份制改造、减员增效，有进有退、优化布局……30年来，国企改革冲破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不断深入，国企发展迈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，步伐坚定有力。
        从政府机关的附属生产单位，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；从两权分离前提下的放权让利，转向产权改革下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；从单个企业的改革，转向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重组……30年艰辛的探索改革，30年不懈的攻坚创新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日臻完善，国有经济控制力和竞争力空前提高。
        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同志至今还记得“四分钱奖金风波”。1979年，工业区一家码头施工企业规定，每个工人完成当天定额后，每超额一车可得4分钱奖励。
       “4分钱”激发了人们的干劲，让每人每天的装车量翻了近两番。不过，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争议，不久便被上级部门以“不许滥发奖金”勒令停止了。后来，事情惊动了总书记，定额超产奖才得以恢复。
        “四分钱奖金风波”只是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处境的一个缩影。
        时任重庆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的潘青山说：“当时的企业不仅在生产经营上没有任何自主权，就连建个厕所都要经过几次大讨论，最后还是没建成。”计划统一下达，资金统贷统还，物资统一调配，产品统收统销，就业统包统揽，盈亏都由国家负责……这就是当时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。
        干多干少一个样、干好干坏一个样，“一杯茶、一份报纸就能过一天”……这是当时大多数国企职工的真实写照。
       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明确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。在此之前，1978年10月，重庆钢铁公司、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已率先进行了“扩大企业自主权”的试点。潘青山回忆说，当时试点的内容是：企业完成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，可从计划利润中最多留成5%，还可以从超额利润中留成20%。
        正是这些今天看来“小儿科”的改革，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，激发了企业的创造力。
        沿着“简政放权、减税让利”的改革思路，从1978年至1992年，我国先后采取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、推行经济责任制、两步“利改税”、承包经营责任制、资产经营责任制、租赁制、股份制试点等改革措施。
        1979年5月25日，国家经委等6个单位联合发文，确定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大型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。
        两个月后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》等5个文件，以放权让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全国拉开序幕。
        首钢退休职工陈生志回忆说，1981年，首钢又实行了“利润包干”，即在保证完成当年2.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，超额的利润由首钢按一定比例自主分配使用。当年，首钢的利润达到了3.1649亿元。
        1984年3月24日，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《福建日报》上发出《请给我们松绑》的呼吁，要求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，《人民日报》进行了全文转载。1984年5月10日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》，明确了企业拥有更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。

“两权分离”
        1984年10月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，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的商品经济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，决定提出今后应全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，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改革。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：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，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，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。按照这一目标，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“两权分离”，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。
        “两权分离”的提出，让国有企业朝着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迈出了关键一步。正是在1984年，一个崭新的名词——承包制，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。
        这年的3月28日，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《向领导班子表决心》的“大字报”：“我请求承包造纸厂！承包后，实现利润翻番！工人工资翻番，达不到目标，甘愿受法律制裁。”
        “大字报”的作者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。在他承包的第一年，石家庄造纸厂就盈利140万元。承包4年，利润增长21．94倍。马胜利也因此被称为“企业承包第一人”。
        1986年12月，国务院提出，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，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。1987年，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。到1987年底，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78%，大中型企业达80%。1990年，第二轮承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。
        在这一时期，我国涌现了关广梅、步鑫生、张瑞敏、柳传志、倪润峰等一批国企改革风云人物，也造就了海尔、长虹、联想等一批国有企业典型。

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
        1992年7月，国务院颁布了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》。《条例》明确了企业拥有14项经营自主权和自负盈亏的责任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、把国营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，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。
        20世纪90年代，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、试办经济特区、全方位对外开放，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竞争，合资企业、乡镇企业、私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。刚刚被推向市场的国有企业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力不从心。
       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，虽然通过合同形式界定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、权、利关系，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，有效调动了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，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。但是，这一制度安排尚未真正触及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，没有改变国有企业所有制内部所有者相对虚置的根本弊端。
        随着承包制的全面推行，承包指标确定的随意性、承包人行为短期化等问题逐步显现。加之国有企业历史包袱多、企业冗员严重等历史问题，在1992年之后的10年里，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        在最困难的1998年，2/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，全国国有企业加起来的利润才213.7亿元。国企改革也因此被称作“最难啃的骨头”。
        提起当时的困境，一汽的老职工们深有感触。作为汽车工业的元老企业，一汽曾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的典范，大工业的工厂规模、大批量的生产方式、大一统的工作秩序不知羡煞了多少企业。当时的一汽拥有医院、中小学校、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公安局等。有人曾形象地比喻说：“一汽除了没有火葬场，什么都有。”拖着沉重的包袱，“共和国长子”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蹒跚。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对当时国企的困难也深有体会：“1993年，宝钢人均钢产量200吨，而国际水平是600吨，沉重的人员负担，制约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。”
        沉重的社会负担、庞大的冗员、僵化的机制、落后的生产设备……国有企业不仅自身缺乏良性发展的机制，低下的效率使其在市场上甚至没有能力与乡镇企业竞争。

建立现代企业制度 
        寻找一种更加深刻的制度变革，成为国企改革的时代要求。
        1993年11月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。
        从1994年开始，按照“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的要求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100家企业推进。企业大门上惹眼的“招牌”， “××厂”、“××总厂”逐步被“××有限责任公司”、“××股份有限公司”所取代；企业领导班子里出现了“董事”、“董事长”、“董事局主席”、“监事”等新名词。
        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，更重要的是内涵——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不仅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，更探索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途径。到2000年，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80%以上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。

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
        1998年1月23日，在上海浦东的一座炼钢炉前，12万锭落后棉纱锭被回炉报废。由此开始，包括压锭在内的一系列脱困措施陆续付诸实施。国有企业改革脱困3年攻坚正式拉开帷幕。
        技改贴息、政策性关闭破产、债转股、再就业工程……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出，减轻了企业负担，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。
        兼并破产、减员增效、下岗分流、分离企业办社会、技改、公司制改造……以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为切入点，国有大中型企业得以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
        抓大放小、战略性改组、调整所有制结构，探索公有制多样化的实现形式……通过实行改组、联合、兼并、租赁、股份合作制等一系列措施，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浴火重生。
        自1999年底，国有企业3年改革与脱困出现转折性变化。2000年，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可达2300亿元左右，比1997年增长了1.85倍；14个行业除个别行业外都能够全行业盈利；31个省区市有望全部做到继续增盈或整体扭亏；6599户大中型亏损企业减少70%左右……国有企业整体扭亏为盈，为国有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。
        2008年数据显示，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的43家，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26家，利润超过百亿元的19家。
        1978年，全国国营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只有1089.9亿元。如今，国资委监管的147户中央企业一月的利润平均就有800亿元到1000亿元。2007年，全国国企资产总额增至35.5万亿元，国企也是中国绝对的纳税大户，在2008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企占有65个席位，纳税额占77.84%。
        30年来，体制的不断变革，使国有企业焕发出强大的活力。国有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，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不断提升。国有经济的活力和影响力已大大增强。